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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 公共政策專欄作家/邱秉瑜

不斷遭受外來政權統治的臺灣，社會上對於當權者各種壓迫的反抗也不曾停歇，但由於統治階層無法容許異議，反抗總是轉瞬即被撲滅，直到本地臺灣人逐漸登上統治機構權力頂峰後，這現象才開始改變。

    一九九O年三月發生「野百合學運」，近六千名臺灣各地的大學生，於臺北的中正紀念堂廣場集會靜坐六天，提出政治改革的四大訴求，最後促成當時總統李登輝的配合，終結「萬年國會」的運作，加速臺灣的民主化。野百合結束二十五年後，凱達格蘭大道比起中正紀建堂廣場，卻更像是今日臺灣抗議與集會遊行的同義詞。
     
    與世界多數民主國家一樣，臺灣的政治是兩黨政治，兩大政黨最直接的權力來源則是「國會席次」。以臺灣的政治制度而言，若一黨攻占總統大位，卻未能握有國會多數，其執政乃將處處受限。相反地，若一黨與總統大位無緣，但在國會卻占有多數，即使在野也能坐享權力而地位不墜。

     二O一四年三月的「太陽花學運」，是中華民國治臺史上首起針對立法院議場的占領事件。事件持續了二十三天，議場內最多曾有三百名以上的占領者，場外最多（據警方估計）曾有約十一萬六千人到場聲援。太陽花學運造成的實質影響顯而易見，即讓國會議事停擺，使具爭議性的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無法順利通過。然而，外溢的人潮與噪音，不只是造成交通衝擊，也苦了立法院附近居民，因立法院離一般民眾住宅僅幾步之遙。

    事實上，立法院的現址，係沿用日治時期的「臺北州立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」校地與宿舍，該地區「幸町」於日治時期便已規劃成住宅區。所以立法院的現址，本來於規模上與環境上就都不適合作為國會。近年陸續出現國會遷址的提案，曾考慮過的新址包括臺鐵華山車站舊址與空軍總部舊址，但均無從實現。

    在民主社會，抗議是正常現象。太陽花學運一開先例，未來國會無論設在何處，周遭都免不了會有抗議集會，立法院留於現址就更加不是一件好事。因此，國會妥善選址，並預留空間供抗議集會使用便很有必要了。在這方面，英國首都倫敦的國會大廈與國會廣場可資借鑑。

    國會的倫敦大廈又名西敏宮，是英國國會上下兩院的所在地，座落於泰唔士河西岸，與英國中央政府各部會相距不遠，原建物曾毀於火災，而在一八四O至一八七O年間重建而成，以其歌德復興式建築風格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，最為世人所熟知的當屬其西北角的鐘樓，即大笨鐘。國會廣場於一八六八年闢於國會大廈西北角外，屬國會所管，後納入倫敦市政府轄下。依照設計師原本的構想，該廣場四面臨路，能發揮圓環般的功能，規範國會附近的車流使其更順暢。該廣場開闢至今百餘年間，陸續增添了十一位政治人物銅像，包括廣受愛戴的前首相邱吉爾。

    若要有人針對英國官方發動抗議行為，國會廣場的位置具有高度政治意涵，是絕佳的選擇–其東面為國會大廈，西面為最高法院，南面為與皇室關係密切的西敏寺，北面為中央政府各部會所在地「白堂」地區。英國政治權力中心在國會，該廣場的東側正因面對國會大廈主要入口之一，漸成民間人士抗議政府的集會地點，而隨著慕大笨鐘之名而來的遊客日增，抗議集會也成為另一個觀光景點，為英國的民主作了另類的宣傳。

    為反對美、英兩國入侵伊拉克，自二OO一年六月起，和平反戰人士在國會廣場紮營，展開長期抗議。此舉確實讓國會相當頭痛，國會甚至為此利用職權動手修法，規定任何人士未得倫敦警察最高首長許可之前，不得在國會廣進行抗議活動。但有趣的是，法院卻裁定紮營的反戰人士在修法之前即已在此活動，故不需申請許可，後來本案上訴成功，局勢逆轉，反戰人士才被迫配合。到了二O一O年，這個長期抗議活動已擴大為多種左翼與反球化訴求的結合，當時出訪倫敦的筆者也恰巧途經國會廣場，並與紮營者短暫交談；然而時任倫敦市長強森向法院訴請該廣場清場，也在同年七月勝訴，遂終結了長達九年的占領狀態。

    倫敦的國會廣場，剛好是馬路中央的一座孤島，又遠離一般民宅，就算是被抗議民眾長期占據也不影響交通及居民。英國政治實權握於下議院議員手中，抗議人士在此發聲，也是找對了正確對象施壓。況且，利用附近的大笨鐘、西敏寺所引來的國際觀光客，抗議還可提高能見度，加強政治施壓力道。

    如果臺灣的立法院要遷址，臺北還有沒有任何地方，符合以下這些條件？一、位置適中，可讓國會議員便於開會辦公；二、面積夠大，可容納上萬民眾的抗議集會；三、與民宅、學校或醫院有一定距離；四、目前功能弱化，可另覓他處替代；五、最好有現成的地標性宏偉建築，不必再大興土木。

    中正紀念堂，正是這樣難得的一塊地方。中正紀念堂主建築可整建或重建為「國會議事堂」及國會相關機構所在，園區全區改稱為「國會公園」，主建築、自由廣場牌樓、國家戲劇院、國家音樂廳所圍合的廣場則稱為「國會廣場」，平時仍用作市民休憩空間，抗議時亦為理想的集會場所。原本的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及所屬文物，則可併入桃園市大溪區慈湖的「兩蔣文化園區」。國會的新址，若能選在目前的中正紀念堂用地，至少具備三大意義︰一、國會座落於大型公園內，其左方（國家戲劇院）、右方（國家音樂廳）及前方（國家圖書館）各有一座文化設施，象徵著國家對休閒生活與藝術文化的重視；二、該地從日治時期便闢為軍營，後來成為政治領袖紀念建築，經歷過學生的靜坐，如今成為民選的國會所在，代表著人民擺脫威權、自立自治的時代來臨；三、該地本來即為觀光名勝，可運用此地展現臺灣公民社會力量，於國際社會營造出更正面的形象。

    也許有人會問，萬一抗議集會干擾在國家圖書館「K書」的人怎麼辦？嚴格來說，國圖的使命，應該是收藏國內的所有出版物並供人查閱研究之用，那些並非研讀館藏物的訪客，應可另覓他處用功。又或許有人會說，遷走中正紀念堂會造成國際觀光客的流失！這是在所難免，因為蔣介石文物、儀隊交接這兩大亮點不見了，但仍有人會來欣賞宏偉的建築，而且別忘了，我們還可以效法位於柏林的德國國會，發展「國會觀光」來重新吸引遊客。

    「威權過往」與「民主未來」，臺灣人該如何在兩者抉擇，又希望以哪一種姿態被國際看見，答案難道還不明顯嗎？就從國會遷址、取代現有的中正紀念堂開始。（本文摘於《我們值得更好的城市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