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最新文章
最新文章
2024/12/16
如果憲法訴訟法通過了，大法官的人事僵局還有解嗎？
作者： 梁廷瑋（新文化基金會政策研究員）
在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，國民黨翁曉玲等立委提出《憲法訴訟法》的修正草案（下稱「草案」），草案將第4條增列第3項：
《憲法訴訟法》第4條第3項草案
「本法所稱大法官現有總額，係指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所定大法官人數。」
根據該草案，《憲法訴訟法》第30條中提到的「現有總額」將明確指向《憲法增修條文》第5條規定的大法官總數，即15人。而《憲法訴訟法》第30條現行條文規範了憲法判決的通過門檻：
《憲法訴訟法》第30條現行條文
「判決，除本法別有規定外，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，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。」
若將草案第4條第3項的內容納入考量，憲法判決的門檻即需有至少10位大法官參與評議，且其中須有8人同意。然而，由於目前已有7名大法官即將卸任，若修法通過，而總統府提名的7名新任大法官又遭到藍白陣營封殺，剩下的8名大法官將無法達到總額3分之2以上參與評議的門檻。如此一來，憲法法庭將無法正常審理違憲法律，導致司法權陷入停擺。
▲即將卸任的7位大法官，其中有院長許宗力（中）、副院長蔡烱燉（左三）、許志雄（右三）、張瓊文（左二）、黃瑞明（右二）、詹森林（左）及黃昭元（右）（圖取自聯合新聞網）
這項法案一直被認為是藍白聯手癱瘓司法權的手段，因為在政治現實上，藍白占國會多數，因此有能力靠杯葛大法官提名，來達到癱瘓司法權的效果。新文化過去也曾對此做出評論。然而，從條文本身來看，草案對司法癱瘓的意圖並不明顯。若未來政黨輪替，藍白不再掌握國會多數，或總統與在野黨達成人事上的共識，司法權仍有可能恢復運作。
然而，在第2會期，翁曉玲等立委再加碼提出憲法訴訟法第30條條文修正草案：
《憲法訴訟法》第30條草案
「判決，除本法別有規定外，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3分之2以上參與評議，大法官現有總額3分之2以上同意。」
相比於上個會期提出的修正案，本會期更直接地提高了釋憲門檻，反而導致僅需1/3的少數大法官能夠決定憲法判決的走向，嚴重違反民主原則，也讓司法權的運作更加艱難。
對此，民進黨團批評該草案「惡意癱瘓憲法法庭」，而國民黨則駁斥相關指控，並藉由藍白的人數優勢在表決中勝出，將條文保留送交院會進一步協商。
我們現在假設：如果《憲法訴訟法》成功修法，將大法官作成解釋的人數門檻訂為：「15人的3分之2出席，及出席者3分之2同意。」這時候立法院通過的任何法律，都可以迴避掉大法官的違憲審查。
這個時候，法律上還有解答嗎？
▲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10月21日排審國民黨立委翁曉玲所提的憲法訴訟法修正草案（圖取自中央社）
在第3會期，翁曉玲等立委又再度提出憲法訴訟法第95條修正草案：
《憲法訴訟法》第95條草案
「本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，自公布日起施行。」
根據該草案，法案在公布後將立即生效。然而，依照現行法律規定，修正條文的施行日期應由司法院以命令決定，這樣做的目的在於確保新制度的實施能有足夠的準備時間，並尊重司法部門研擬配套措施的需求。
這次修法讓其他機關來不及研擬配套，而必須立即適用新法，這顯然隱藏著更深層的政治算計：透過這種技術性操作，讓憲法法庭必須適用在公告後隨即生效的新法，而在新法下，憲法法庭必須停止運作，於是無法審理新法的合憲性。
然而，這項盤算預設了一項前提：憲法法庭無法審理「尚未生效」的法律。確實，過去大法官多次拒絕受理「仍在立法院審議、尚未完成三讀的法案」，理由是此時法律尚未定型，屬於立法形成階段，司法不宜過早介入，以免干預政治爭議。
但經過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，在總統公布前的十天內，雖然技術上仍有覆議的可能，但如果行政院不提覆議，或覆議失敗，那麼法案的生效僅剩總統形式性「公告」這一步驟。此時政治爭議已經成熟，已經不再有過早介入政治爭議的風險，司法介入反而能在合憲性上進行適當審查。
換句話說，大法官從來就沒有限制他們審查的「法律」，只限於「公告生效後的法律」。如果憲法訴訟法三讀通過，在總統公告之前，大法官仍然可以接手審查法律。
然而，萬一憲法訴訟法三讀通過，且經總統公布，那麼，在這個情形，法律上還有解答嗎？
首先，這個問題之所以是個難題，是因為程序法都是「從新原則」，當憲法訴訟法修法之後，大法官就應該以新的訴訟法來審理違憲。
然而，如果這次違憲的標的就是新上路的訴訟法，難道大法官就應該以違憲的法律來宣告他遵守的法律違憲嗎？這其中似乎有很嚴重的邏輯問題。大法官身為憲法的守護者，本身是忠於憲法，而不是忠於法律，如果程序法本身違憲，大法官就不應該遵守違憲的程序法來宣告法律違憲。也就是說，「從新原則」在這裡將會轉彎。
那麼，在這裡轉彎的法理依據是什麼？
之所以「實體法從舊，程序法從新」，是因為實體法涉及人民的權利義務規範，而程序法則僅僅協助實體法的規定實現。譬如《憲法訴訟法》的規定，就是為了協助《憲法》的權利義務實現。當有新的程序修法時，通常會認定新法更能實現實體法的規定，因此都會程序法都會從新規定。
而實體法則涉及人民的權利義務。如果適用新法則會侵害人民的信賴利益，因此實體法都會從舊規定。然而，當「程序從新」有發生侵害實體法上權利、影響憲政結構的實質影響時，這時候的程序法，應該存在「實體法的性質」，而應該視為一種「準實體法」。
這時候「程序從新」原則，在這裡就應該轉彎。
這種轉彎可以在一些法律找到案例，譬如最高法院在94年台非字285號判決有表明：
「刑事程序規定與刑事實體規定之區分，應依各該事項之本質而為判斷，若某事項直接涉及國家刑罰權，具有實體之法律關係者，屬刑事實體規定之事項，若與國家刑罰權無直接關連，僅涉及國家刑罰權之行使者，則應屬刑事程序規定之事項」
類比過來，《憲法訴訟法》的修法，究竟只是程序事項，還是實體事項，也必須個案判斷，不能一概而論。
台灣大學法律系張文貞教授就曾提出「準憲法法律」這一概念，指的是未明文列於憲法但實際改變國家運作的重要法律。例如爭議的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》即屬此類。她認為，在審查這類法律時應該適用嚴格的立法程序及違憲審查標準。
▲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張文貞（右一），曾在「國會擴權法案之違憲審查－憲法法庭言詞辯論之後」座談會提出「準憲法法律」這一概念（圖取自自由時報）
而《憲法訴訟法》的修法，也涉及到實質改變國家運作的重要法律，它應該具備實體法的性質，而非程序法。也因此，它也應該要被視為「準憲法法律」。
在面對這種表面上是程序法，實際上是實體法的法律時，「程序從新」原則就不再適用。
這個時候，大法官應該適用舊法，來宣告新法違憲。